阴阳和五行是中国文化的基本构架。你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说它好也好，说它坏也好，无论如何中国文化都摆脱不了阴阳、五行的影响。在这里，我们把五行作为文化现象简单地介绍一下。首先应该注意的一点就是，千万不要用科学来研究五行。

五四时代，人们就是以科学为标准来分析五行，因而认为它是不科学的迷信。事实上，五行本来就不是科学，它是一种文化。它之所以不是科学，也正因为它是一种文化。我们不能因为它不是科学，就置之不理。五行这个框架，是中国人无法摆脱的。所以，我们把它视作一个文化现象，视作一个了解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切入点。

一、五行之前：

五与六竞争至尊地位

我们先说“五”，然后再说“行”。数字共有十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对中华民族而言，这十个数字里面，最得宠，最为大家认可推崇的大概就是五。南美洲的一些民族喜欢四；日本人喜欢三。而我们这个民族的的确确最喜欢五。原因很简单。因为人有十个手指、十个脚趾，每一只手或脚上各有五个指头。不过，五也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才得以确立如此崇高的地位。

跟五竞争的大概是六。为什么六敢来竞争呢？这跟天文现象有关。地球有一颗卫星，叫作月亮。月亮绕着地球转，每年转十二圈，形成十二个月。因此，十二这个数字就显得非常神圣。十二是两位数，其基数为六。六与天象有关，得天时；五跟人体有关，得人和。所以，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人们无法确定五与六到底谁更尊贵一些。

在《国语·周语下》里面，有句话说：“天六地五，数之常也。”五和六是常数。有人把“天六”，解释成“阴、阳、风、雨、晦、明”。文献中有“天有六气”的记载。哪六气呢？就是阴、阳、风、雨、晦、明。在没有任何文献背景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不把“天六地五”的六解释成六气。作为“数之常”，这里说的只是六、五两个数字。所以，我们可以把六理解或想象为上面提到的天文现象，即月亮与地球的关系。

在《国语》中，天六居首，地五居次。此外，大家都知道“天干地支”。天干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一共十个；而地支却有十二个。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是十二地支，十个天干；而不是十二天干，十个地支。简单说吧，在五备受推崇的同时；数字六的地位也非常显赫，有时甚至还取得了优势。“天六地五”的语序就说明了这一点。据现有资料来看，大概在春秋时期，五跟六的位置还很不确定，二者仍处在竞争之中。

《左传·文公七年》引《夏书》说：“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府就是收藏东西的地方，也就是储藏室。水、火、金、木、土，加上谷——庄稼和粮食的总称，合称为“六府”。就是说，天下万物都可以储藏在这六种东西里面。请注意，水、火、金、木、土就是现在我们所知道的五行——五种元素。而谷不是原始的自然元素，是被创造出来的。我们可以将前五府视作自然元素，而第六府则是人造的第二自然。把谷与水、火、金、木、土并列在一起，在观念上有些杂乱，其抽象度显然不高，所以，应该出现得比较早。虽然我们不能确定其具体时间，但是依据思想发展的逻辑推断，六府观念早于五行。在五行确立以前，六与五互相竞争。后来，五慢慢占了上风。

二、五行的涵义：

元素、能量与德行

行这个字，麻烦更多。行的本意是道路，在甲骨文里写作【五1】，


就是十字路口。这是一个具体的东西，但同时强调了通行的意味。一条路就可以通行，所以十字路口暗示了四通八达，着重于行的动词意味，即，前进、行进。可见，行有两层意思，一个是道路；另一个是行进。因此，五行的行也应该有两层意思：第一，它是物质元素；第二，它处在运动中。大家一定要认识到第二点的重要性。西方人翻译五行时，往往把握不住“动态”这个内涵，所以大多翻译成“Five Elements”。Element是元素，并不包含动态的意义。后来李约瑟建议，改用“Energy”来翻译，译作五种能量。能量的能，就把行的动感表达出来了。

在中国，五行的行，除去上述“物质元素”和“运动之中”这两层意思之外，还有一层更重要的意思，那就是“德行”。这三种意思长期混杂并行。严格地说，五种德行并不是我们要讲的五行的主要内容。可是，在文献中最早出现的，恰恰是五种德行。

《尚书·甘誓》篇据说是夏禹王的儿子在攻打有扈氏前发布的誓词。打仗之前，把队伍召集起来，进行动员说：我现在要去攻打有扈氏。为什么？因为他有两大罪状：一是“威侮五行”；二是“怠弃三正”。前人总是对此困惑不解。因为一提到五行，大家就想到金、木、水、火、土。可是，金、木、水、火、土这五种东西怎么能够被“威侮”呢？一个人能够坏到“威侮”金、木、水、火、土的地步，这确实让人感到不可思议。既然大家都不明就里，有些人就大胆臆测，以至于出现各种各样的解释。

后来，我们才搞清楚，这里五行的行应该念héng。现在以行为字根，读为héng的字很多，如：珩、桁、胻、烆。可是，很奇怪，作为这些字字根的行，在现代字典上却没有héng这个读音。我认为，有扈氏所“威侮”的应该是五行（héng），指的是五种德行（héng）。现代口语说的道行（héng），实际上就是德行（héng）。说某人道行很高，其实就是说他德行很高。有扈氏“威侮”了五种德行，所以招致讨伐。哪五种德行呢？就是我们后来在马王堆帛书里看到的仁、义、礼、智、圣。

关于帛书中的五行，我们这里先简单提一下，以后再具体讲。金、木、水、火、土是五行（xíng）；仁、义、礼、智、圣是五行（héng）。至少在西汉以前，人们是很清楚这个分别的。从五行（héng）到五常的演变过程就印证了这一点。我们之所以知道仁、义、礼、智、圣是五行（héng），就是因为它后来变成了五常。以“常”字代替“恒”字，是汉文帝时期的用法。汉文帝叫刘恒，为了避讳，就把所有的“恒”字都改为“常”。恒山改叫常山；姮娥就叫嫦娥；而五行（héng）就变成了五常。直到董仲舒时代，人们都非常清楚这一点。

我们现在读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会觉得有些地方非常费解，比如“故五行者，五行也”。如果不知道五行（héng）的读音与意义，这个句子就解释不通。假如我们把两个行都念成“xíng”，“故五行（xíng）者，五行（xíng）也”。天下有这么写文章的么？同语反复，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这句话应该是“故五行（xíng）者，五行（héng）也”；或“故五行（héng）者，五行（xíng）也”。两个行分别指两种东西：一个说的是金、木、水、火、土，另一个说的是仁、义、礼、智、信。董仲舒认为，我们之所以要提倡仁、义、礼、智、信，是因为世界的基本规律就是五行（xíng）。仁、义、礼、智、信这五行（héng）跟天地之间的五行（xíng）是对应的。只有搞清楚五行（xíng）与五行（héng）的不同读音与含义，我们才能真正读懂《春秋繁露》。

三、五行的起源：

甲骨文中的“五方”

清楚了“五”和“行”这两个字的意思，我们就可以把二者合起来，探讨五行这个范畴。五行的最早形态是五方，或者说，五行起源于五方。五方就是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每个人以自我为中心，确定出东西南北，再加上居于中心的自己，就形成了五方，这大概是最早的五行思想。我们现在看到的商代甲骨文几次谈到五方：说东方怎样、西方怎样、南方怎样、北方怎样，最后说中方怎样。中方有时候也写成“中商”，是商人对自己的称呼。

商代人为什么如此重视五方呢？这跟商人的游牧生活方式有关。总的来说，农业民族比较重视“时”，游牧民族比较重视“方”。或者说，前者比较重视时间，而后者比较重视空间。农业民族必须搞清楚时令，否则错过播种时间，庄稼就不长了；错过收获时间，粮食就全掉在地上了。可见，时间观念对于农业民族很重要。而空间、方位观念对于游牧民族则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游牧民族赶着牛羊四处放牧，如果没有明确的方位观念，晚上就回不来了。周人是农业民族，这已有定论。商人虽说并非完全不种庄稼，但是他们更多地依赖游牧生产方式。所以商朝人搬来搬去，迁徙了好多地方。作为游牧民族，他们非常重视方位。

在甲骨文里，我们看到东方、西方、南方、北方；也看到西方的风、东方的风、南方的风、北方的风；还看到西方的帝、南方的帝、东方的帝、北方的帝等等类似的观念，其中出现最早的是五方。确定了五方，然后把这五个方位拟人化，想象成五个不同的“帝”。东边的帝叫作青帝，南边的帝叫作炎帝或赤帝，西边的帝叫作金帝或白帝，北边的帝叫作黑帝，而中间的帝就是黄帝。

这个思想不仅出现在甲骨文里，传世文献中也有记载。《墨子·贵义》篇里有一个关于五帝的有趣故事。有一天墨子从南往北走，在路上碰见一位“日者”。日者就是根据天象算命打卦的人。日者对墨子说，你今天最好不要往北面去。为什么？因为今天天帝要“杀黑龙于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墨子整天在外面跑，脸晒得很黑。他被称作“墨子”，估计跟脸黑也有关系。日者说，你的脸太黑了。今天天帝正在北方杀黑龙呢，你往那儿跑，可能就顺手把你杀了。墨子当然不相信，坚持前行，最终平安归来，还跟这个算命的辩论了半天。《墨子》的成书年代比较晚，大概已经到了战国时代。可是这个故事所反映的思想还是最早的，方位意义上的五行。

除此之外，在《山海经》、《吕氏春秋》等书里面，也有东方神、西方神、北方神、南方神这些概念。东方的神叫句芒，南方的神叫祝融，西方的神叫蓐收，北方的神叫禺彊。这些名字有的可以解释；有的不好讲。自古以来，有些人名有特别的意义；有些人名只是个称呼，以示区别。如果一定要解释的话，我们姑且认为，东方代表生，所以叫句芒（即，句萌）；南方代表长，祝融跟火有关；西方跟收获有关，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所以叫作蓐收；北方跟保藏和水有关，但是我们至今不知道它为什么叫禺彊。在甲骨文里与五方、五帝、五神、五风同时出现的，还有五火。我对它的解释，请大家参考《火历》一节。总而言之，五行是从五方开始的；而五方之所以受重视，跟商人的游牧生活方式大有关系。

四、五行的确立：

从五材到五行

五方进一步发展，就落实到五材上面。五材，就是五种材料。上文提到，西方人把五行翻译成“Five Elements”，就是侧重于材料这层意思。中国人的确曾经在一段时间里，更明确地把五行视为五种材料，或者说五种元素。我们迄今所见最早明确指出五材就是金、木、水、火、土的文字，出自《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天生出五材，这五种东西老百姓都要使用，不能只用一种；也不能偏废其中的任何一个。就是说，这五种材料是人们生存、生活、生产的必需品，缺一不可。这个五材说比较明确，也比较符合逻辑。五种材料都是天生的，跟混杂了属于第二自然的谷的六府说大不一样了。可见，在春秋晚期，五行思想已剥离掉包括谷的六府概念，演变、升华成五材的观念。

此后，五材逐渐转变为五行。我们迄今所见最早使用五行一词的文献是《尚书·洪范》篇：“初一曰五行”，又说“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洪范》里一共谈了九个大问题，也就是治理国家的九大基本法则。其中“初一曰五行”。第一大法就是五行，把水、火、木、金、土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可见，在讨论如何治理国家、安定社会的时候，古人首先想到的是宇宙的形成、万物的生长，这是从宇宙论、世界观的角度来提出五行。因此，在诞生之初，五行的地位就十分明确重要。前面提到的五材、五方、五风、五火、五帝，都是非常具体的东西。而五行则是治理天下的九条根本大法中的第一条。这说明，当时的人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五行是关于宇宙观的一套理论。

请注意，《洪范》中五行的排列顺序是：水、火、木、金、土；它们对应的数字分别是一、二、三、四、五；以及第二次循环的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是五行的生数；六、七、八、九、十叫作成数。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排序。但是，在这种顺序下，五行之间既不是相生关系，也不是相克关系，更不是循环关系，毫无章法可言。对此，后人提出了一种解释，叫作“由微及著”，就是从不明显到明显，从小到大，从少到多。水最少，然后火稍微多了一点，然后变成木、变成金、最后变成土。土当然最大了，因为整个地球都是土。仔细分析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种理解太牵强。如果“由微”开始，火应该是最“微”的。水还能被舀起一碗呢。而火是没有形状，抓不着的。人一动它，它就跑掉了。所以，火、水、木、金、土的次序似乎更合理一些，可是《洪范》里却是水、火、木、金、土。

后人在谈到五行时，可以有各种理解，也可以按照不同的需要来排序。但是，五种元素分别对应的数字却几乎是固定不变的。比如，提到水，人们马上想到的就是一和六；土就意味着五和十。所以，我们有理由推测，最早确定五行顺序及其对应数字的就是《洪范》。此后，所有谈及五行的人都接受了《洪范》的观点。这说明《洪范》中的五行观念出现得最早。

大家可能听说过浙江宁波的藏书楼天一阁。它之所以叫天一阁，是根据《易传》“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来命名的。到过天一阁的人都会发现，它是六间房的开间。这在中国是非常特殊的。在其他地方，开间大多是单数。比如说，故宫是九开间，一般人家是三开间。其实，无论是天一阁的名字，还是六开间的格局，都源自“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为什么呢？藏书最怕火。要想制住火就得用水。储水当然要用水缸了。于是，就盖一栋六开间的房子，并把房子涂成黑颜色，起名叫天一阁。黑色代表水；六开间代表“地六成之”；天一就是“天一生水”，一切都是水，所以这个地方就不会着火了。此外，承德有个藏书楼叫文津阁，与天一阁一样，也是六开间。后来，人们还试图把八卦及音乐中的五音十二律与五行联系起来。宫、商、角、徵、羽五音可以与五行一一对应。不过，我们很难确定十二律、八卦与五行的对应关系。

世界其他国家的古代哲学中也有类似五行的概念。印度哲学有“四大”，分别是地、水、风、火；而希腊哲学的“四大”则是火、气、水、土。这两种“四大”观念差异不大。在印度叫作风的，被希腊人换为气。其实，风就是气，气就是风。尽管印度人和希腊人也认识到了几种元素，但是他们的四大里缺金。说实话，金这个东西呢，尽管后来很重要，但是在人类社会的早期无足轻重，因为人们利用不了它。金就是能够冶炼出金属的矿石。如果人类的生产能力没有达到一定水平，就不能冶炼矿石，它就没有用。这就好像铀一样。现在铀不得了，是制造原子弹的原料。但是在若干年前，它一点用处也没有。因此，印度、希腊只谈四大而忽略了金，是可以理解的。中国的五行观念包括金。这说明，在五行观念出现时，中国的发展程度已经比较高了，人们开始加工利用矿石。也就是说，矿石是“民并用之”的“天生五材”之一。这是需要注意的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印度也好，希腊也好，它们的“四大”本身不会动。希腊人认为：世界上有两种力，一个叫爱力；另一个叫恨力。爱力使四大结合，恨力使四大分离。爱力、恨力是作用于四大的外力。而中国的五行，既是五种物质，又是五种运动变化中的东西；五者之间存在着复杂而深刻的联系。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