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开始中医的庸俗化
在伤寒论被药王孙思邈收录在《千金翼方》之后，在经历了汉唐中华文明大辉煌之后，中医在人们心中的地位越来越高。这种地位有别于早期中医只能被少数知识分子所掌握的特点，更加大众化了。老牛前面提到过，这种大众化必然伴随着这庸俗化，因为大众的认知水平参差不齐，想要流行开来就必须先“普适”一下，这一普适就把很多重要的，特别是道层面的东西丢掉了，因为现实之中能真正悟道之人极少。当然这种普及在一定的范围内是好事。这可能也从侧面支持了中医在汉唐宋时期整个社会的辉煌。毕竟有了健康的体魄才能保证其他方面的发展强大。维持这几百年中华文明的辉煌，中医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但是这种配合得当的极度完美状态，注定只能维持一个短暂的时期，《中庸》子日，“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这种和谐中和的，有利于中医大发展的良好历史阶段很快就转变成另外一个状态，那么接下来就迎来中医发展的加速堕落期，直到明清甚至是民国时期。
在金元时期，刘完素以火热立论，故在临证上重视辛凉解表、表里双解、急下存津、清热解毒等治则。李杲既强调脾胃机能在发病中的重要作用，在杂病治疗上也强调补脾胃，主张“升阳益气”、“甘温除热”等法，以增强人体本身的机能为主，在具体治法上主张采取一整套以升举中气为主的治疗原则。朱震亨吸取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三家学说之长，并博览群书，对滋养人身阴液有深刻的研究，阐述了抑制相火，保护阴精的实质。在内科杂病的治疗上，也就十分重视保养“阴分”的问题而善用“滋阴降火”之剂。这都是那个时期最主要的几个开宗立派式的大医。面对他们的必生医学成就，以及对中医产生的巨大影响力，老牛从内心里感到钦佩之至。并且老牛百分百肯定这些大医们在临床就医上的个人能力，但是老牛也清醒的看到了他们的出现，对中医这门学问的发展造成的巨大的影响和隐患。

金元时期中医的传承特点
首先金元时期这几位风格特色各异的大医家们，他们各秉一家之言本身就不全面，只是对某一种类型的疾病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和发挥，或者是偏重于习惯于某一类方药的使用，他们显然都不具有成为一个医圣的素质，只能说属于一种奇才的范畴。并且这些医家都很虔诚的拜倒在张仲景的门下，从来没有哪个人狂妄到认为自己可以凌驾在医圣仲景之上，或者说与医圣齐名，具有同样的行业地位。他们各自都具有很强的理论辩才，他们的学生弟子众多，各种诉求也多。俗话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些学生每个人层次不一样，所求必然不同。也就避免不了刻意人为“造神”情况的出现。徒弟后学们甚至站在门派的角度上相互倾轧，相互贬损对方的门派。而且这种情况传承越久越严重越失真，造成这种情况跟中医后学们都不学无术，整天致力于争名逐利有关。老牛个人最反对，对有成就的中医大家进行人为的推广造神。因为“神”造起来了，利就能得到了，真理就随之丢失了，这是必然的情形。这样做其实是在毁掉了中医事业。完全违背了道家无为而治的指导思想。离开道家思想的约束指导，中医一定走下坡路走歪路。其实就在今天老牛这样说，同样也会遭到不少金元四大家拥趸的严重鄙视和不屑的。只要敢有一丝对其推崇者不敬，那么就是马上对立起来，这就是中医门派之争的可悲之处。真可谓，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离经叛道久矣。

明清时期温病派中医
温病派中医的主要特点，辩证用药满眼皆是火。张子和，他认定温病是因为四时不正之气造成的，诸病源侯论的出现,将温病列出二十二症候,又给了温病学术的依据。唐朝名医孙思邈的《千金翼方》,同时有另一位名医叫做王焘的《外台秘要》，此二巨著皆记载有温病的药方在内。像温毒、温热、温毒发斑、冬温、冬温发斑等症状陈述。之后在宋、金、元朝代时又有四大名家，其中之一就是刘完素。这位当时之名医，治温热病之经验也主张使用寒凉之药。
到明朝末年时期，当时因为战乱而导致人民东奔西逃，在环境上居无定所，情绪上悲愁痛苦，这就使得人们容易肝气郁结、气滞型坏。正气不足，更加容易感受天行时疫。而当时的中医医师们在历经了中医二次大扩容之后，基本已经不会使用伤寒经方治疗这种疫病，当时医家吴有性，认为伤寒与温病二者截然不同，温病是因为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非风非寒非暑非湿，所以就在第二年，著作《温疫论》，自此以后温病治症就形成一专门学派了。书中对于温疫的传染病源，途径，与人体的抵抗力多强等等都写得很详细。甚至于包括动物的传染如鸡瘟，鸦瘟，猪瘟，牛瘟等等，都发现到同类动物传染同样的瘟疫。不同动物间不受传染等。他虽然与王叔和都主张温病，。但是二者看法却不同，因为对病源有不同的解释。简单说，王比较认定是气运造成温病，这种思维方式是有显著的时代特点的。而吴比较倾向是口鼻吸引入疠气所造成的温病，这就比较能明显的看其出受到了西方文化中，细菌病毒这一类外邪入侵思想的影响。从微观上来探讨温病的发展形势。吴的《温疫论》可以说是我国第一部专论温疫病的书，因此又加强了温病派的理论基础。




到十八世纪以后，就形成温病派。而其代表人物就是清朝著名的医师叶桂，字天士，他先后曾拜十七位师父学习各家之长，一生没有多少著作，他基本上认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再逆传心包，”就是由呼吸道先感染，施治不当，就会神志昏乱。其辨证时采用卫、气、营、血、辩证法。也就是说病情由卫进入营血就是越来越重，在治疗上采用清热解毒，芳香开窍，养阴生津之法。当时有一人与叶天士齐名，叫做薛生白，著作有《温热病篇》其与叶有相同的看法，自此以后研究温病派学术的人越来越多。最有名的有两位，一是吴鞠通，另一是王孟英，吴鞠通发扬了叶天士学说，将他一生研究的医理与实际临床经验写成一书名为《温病条辨》。区分温病分为上、中、下三焦来论治。上焦论呼吸病变，中焦论消化系统病变，下焦论一些虚弱等病变。他设计了“桑菊饮”“银翘散”等等很有名的温病方剂。而王孟英，他以伤寒论为经，以温病学为纬，编辑出《温热经纬》一书,大家可以参考这书来了解温病学说的起源与发展。

温病派中医对中医的影响
温病派对中医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但是温病派却是近百年来中医的主流派别，今天的中医大专院校的教学内容，基本都是因循温病派的理论为主导施教。除了学院派中医，很多民间中医也大部分都是从温病派入手学习中医的。可是不光是老牛，很多实践派中医在逐一实践经历了温病时方和伤寒经方之后，就会感受到运用温病时方派临证的巨大疑惑，同时能感受到运用伤寒经方派临证得到的巨大的鼓舞。老牛本人也是强烈的感受到了这种对比，说实话，运用时方心里真的一点底都没有，虽然理论辩证的头头是道但是结果往往收效甚微，只有经方的那种真正的效如桴鼓、拔刺血污、的迅猛疗效，才能支撑起作为一个中医的自信心。没有自信怎么可能坚持在纯中医上继续追求，枯燥而漫长的纯中医求学之路怎么可能坚持下走去。中医这门学问是不可能速成的。
曾经有一个患者病人这样问过老牛一个问题：“他认为他现在能隐约的感受到，好的中医都是经方派，普通中医院里怎么治都治不好病的那种是温病派。但是想请教温病派的是怎么回事呢？既然这个东西能够在中国土地上得以推广好几百年，肯定也是有原因的吧？或者是它在某方面有疗效？或者是它适应了某一种病症？还是它的理论推广了伤寒论？总之我非常不能理解，如果温病派真的像某些经方专家说的那样一钱不值，它怎么会这样长期占据了大陆地区的主导呢？会不会它也有独特的价值只是没有被这些经方家发现呢？伤寒论又为什么会在某种程度上失传的呢？不知道我的这些困惑，在中医界有没有比较权威的说法呢？还是大家也搞不清怎么回事”？这样的问题我想代表了广大患者的一种共同的疑问，甚至是一些初学中医的爱好者也抱有同样的疑问。




其实这一系列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医到底是失传了还是被发扬光大的了的问题。老牛上面铺陈了很多，其实就是想让大家静下心来，心态平和的一起来慢慢认识这个问题。中医这门学问发展到明清时期已经彻底变味了，特别是从明朝开始，宋明理学盛行的“穷究”之风，不光是影响到儒家学问的失正循极，更是间接的影响到了中医。毕竟那种风气是非常不适合中医这种，一切以实践为标准，根植于广大的老百姓，以治病救人为主旨的“接地气学问”的。
明清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小说”成为了一种被文人学者以及老百姓普遍接受的文学形式，小说是允许虚构的，这一点小说作者心知肚明，为了起到吸引读者的“戏剧效果”，小说家们凝思苦想、挖空心思的创造着跌宕起伏的情节，越是情节离奇，越是情节起伏落差大，越能满足读者追求刺激的心理。作为小说娱乐大众尚有情可原，但是这股子风气明显的影响到了中医这门学问。老牛给大家举个例子，《红楼梦》是举世公认的四大古典小说，（当然这个举世公认也有不可避免的时代特征，我们也要清醒的面对）曹雪芹头顶上也被带上无数了光环，似乎那么伟大的一部小说，就能代表了整个传统文化的的最高境界。曹雪芹的才华的确涉猎到了中医，小说中大量的引用了一些中医方剂学的知识，但是有经验的经方家一看那就能看出来，那几乎都是是温补派的方子。老牛不否认《红楼梦》的文学成就，但是不能接受《红楼梦》中关于中医范畴内的各种观点。何况曹雪芹死的很早，早年纨绔，青年落魄，中年早夭，基本没有中医实践的机会，一天职业医生没做过，假如他真的具有做医生的水平，他们曹家败落之后，他也不可能混到连饭都吃不上的地步吧？还有一点，老牛是相信这一类红楼方药的确是他们家现实使用过的，但是一个有经验的中医会看的很清楚，林黛玉是怎么死的？真的一个年纪轻轻的，养尊处优小女孩就那么容易死掉吗？除了所谓的心理因素之外，源于对中医庸医的错误信任，跟乱吃一些清凉滋补类的中药没有关系吗？这真的值得思考啊。这一切足以说明，他所具有的中医知识仅仅是依靠他博览群书、博闻强记得来的，我们作为一个有眼光的读者，一个有见识的中医从业者，起码要保持自己头脑的清晰。不能人云亦云，要保持独立的，不受其他因素干扰的个性思维。老牛也希望媒体不要再拿“红楼梦中方”来代表中医了，因为那真的只是一场梦而已。




其实大家都经常看、喜欢看，同时也是学习中医必须经历的，那就是研读名家医案的过程。大家都试图在这个过程中学习名家临证的经验。很有名的类似于《清宫医案》，说实话那基本也属于小说，情节基本都很波折离奇，其结果一定完美无憾。大部分的医案都连年龄，发病时间，所对应的时节都不提，根本都是在自说自圆、闭门造车、想当然耳的在做文章而已。老牛始终认为，只有刻诊的医案才有价值。
在医生刻诊这个时间段里，真正的纯中医脑子里不光是装着病人的四诊的资料，还有现时的气运规律，节气特点。中医严格意义上说是一门研究天人之间互相感应的的学问，是探究大自然气运变化如何影响人的学问，这才是纯中医的思维模式。
明清时期的中医发生了更加强烈的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当然促成这种变化的一个主要诱因，蝴蝶效用的始作俑者，就是发生自西方国家十八世纪中叶开始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最终造就西方文明的强势，在明清时期这种强势不光影响着中国整个社会的政治、军事、经济的变革，也严重的摧毁了中医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严重的打击了中国文人的自信心。短短的不到200年左右的时间，中医就从主导地位，掌握所有话语权和解释权的地位上被踢了下来，变成了一种尴尬的从属地位。曾有人宣扬：“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这种民族虚无主义论调后来成为民国时期统治阶级消灭中医的思想基础，直接导致了1929年2月国民党政府《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的出炉。取消的的主要是论调是“不科学”。这又是一个极端的时期，一直到文革破四旧推到孔家店为止这段时间，是中医最低潮的时代。

人类的健康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医学
当然到宋元时期中医历经两次大扩容之后，到了明清时期更是更上一层楼了。在这一时期，中医养生保健专著的撰辑和出版是养生学史的鼎盛时期。从明代到新中国建立前夕的580多年中所出版和刊行的养生类著作比明清以前2200多年间所发行的总量还要多，其发展之迅速和传播之广泛，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另外，从十四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上半叶期间，由于中外交通的发展，中外医学交流活动亦日益频繁，西方医药学传到中国的也空前增多。
人们更加注重外在的表现了，人们求医也更看重了当下的疗效，而忽视了对身体正气的维护。甚至发展到今天，不良医生治病的主导思想越来越现实，西医现实到不顾病人的将来，滥用抗生素激素的地步。中医现实到不顾病人正气的强弱，滥用清热解毒类的中药。而之所以这样做，除了那个不言而喻的利益驱动之外，还有对医生道德层面的拷问。社会上很多疾病都是医源性、药源性的结果，在这里老牛不去做过多的评述。老牛大打个不太精准的比喻，人类也是地球生物的一种吧，都土生土长的地球生物，为何野生动物没有那么多的疾病？为何野生动物吃喝住用都没有我们人类讲究，但是大部分都能活尽天年？野生大象，喝的是那么“不卫生”泥浆水，吃的是没有洗过的树叶野果，得病了只有一个策略那就是“靠”扛过去。这个问题看似很泛泛，但是有的人就能看的深一层，会多想想到底我们人类需要的是什么？是家庭药箱里满满的各种药片更适合我们，还是地球土生土长的纯天然的环境更适合我们？是各种各样的手术和药物的治疗更能帮助我们战胜疾病？还是那些天然生长的草根树皮更适合来帮助我们？

西方文明的强势和科学邪教
西方价值观是遵循“赢着通吃”的原则的，只要是现在表现的很强大，不管这种强大是否能维持，只要是强大就一切都是最好的，都是值得效仿的，到最严重的时期，连月亮都是外国的圆嘛。在对西方文明逐渐被重视的过程中，人们也开始了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对封建专制的猛烈抨击，一直到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兴起，陈独秀等人高举“科学”、“民主”这面大旗，对中国传统文化从专制政体到经济体制，从意识形态到生活方式均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批判。由于国难当头及认识的局限，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没能对中国文化分清泌浊，进行冷静的思考，这种对传统文化“一棍子打死”的做法导致了严重的后果，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思想的泛滥。与此同时，西方各种思潮如无政府主义、人文主义、实用主义、新康德主义、科学社会文化主义等纷纷与中国传统文化一争高低。在一轮又一轮的激烈交锋中，背负着近现代民族耻辱的传统文化被简单等同于封建文化、落后文化，糟粕被无限夸大，精髓被遗忘。这股缺乏冷静与深思的反思潮流一时间淹没了中国文化界。西医就是夹在这种西风劲吹的历史大潮流中全面入侵的。这种入侵是很强势的，不容反对的，西医更是打着科学真理的大旗，一举成为中华大地上的主流医学，地位不可撼动。
老牛认为，发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易经》的阴阳观是真正的科学，是真正的能反映事物发展规律的唯一科学观，也是适合中国这块土地的科学。而以现代科技发展为代表的科学是一种适合于西方世界的科学，相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其实是真正的伪科学，是一种“科学邪教”。邪教这一类的宗教，其实是一种靠向信徒们描画未来极端美好的理想、极端美好的目标，来达到控制人，给人洗脑的宗教形式。真正的能被人们接受而保留流传下来的那些伟大的宗教，都是那种以修为自己的内心为最高目标的宗教。




“科学邪教”和真正的儒释道三教不同，却和历史上那些灭绝了的著名宗教类似（人类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宗教发展史），他们这些宗教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一切宗教活动的目的是和天神的交流以换取不死的生命和灵魂。他们一般都爱建立高大的金字塔通天塔以达到他们和上天交流目的。他们的“天”是上帝的拟人化的概念，这和我们国家道教儒教的“天”是宇宙大自然的的泛指有本质上的区别。这种极端的邪教甚至能把所有的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生产价值都用于宗教活动上，把社会大部分的资源都集中起来用于宗教殿堂的建设，宗教仪式的维持，这样的宗教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殿堂超级华丽，连柱子都是真金包裹的，总教主享受人间所有最美好的待遇，而普通教民们却与于猪狗同吃住，生活极端的落后。历史上这样极端化的宗教都没有太久的寿命，而且是变态程度越疯狂寿命越短。
那么我们平心静气的来看一看我们现代人所推崇的“科学邪教”。首先现代科学是建立在西方逻辑思维的基础上的，包括现代科技所依赖的数学都是建立在这个条件下的，如果你是一个爱动脑经爱思考的人，那么你就会发现，数学里的一切概念都建立的“理想状态下”下的，也就是说那种理想状态现实世界是不存在的，比如说点，线，面，的概念都是假设的，你不可能在现实世界上得到的一个真正的圆点一个真正的平面一个真正的直线。对于科学邪教这里有一个很简单的判断标准，那就是你相信人类能够移民火星吗？如果你真的相信那么你就是科学邪教的教徒！很可惜，你已经被科学邪教洗脑了。真的该清醒一下了，问问自己去火星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其实人们是不能把自己长时间的置于一种危险的境界下的，孔子有句话叫做：“君子不立危墙之下”。这句话被作为口头禅保留下来了，恰恰说明安全是一个人生存的基本要求。看看那个所谓的火星500的计划吧，这个计划有中国人参加，甚至还随行带有中药。试图靠全面的人造环境来维持人类的生存。满足历时几年的火星探索旅程。这种太空旅行是不允许有任何一点问题出现的，美国那几次大的航天飞机事故就能充分说明这一点，因为航天旅行对设备的极端依赖真的是很脆弱的。这种时时刻刻把自己置身于“危墙之下”的状态真的有那么美好吗？还有我们给杨利伟一个太空英雄的称号是有道理的。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太空旅行说句不好听的话，需要的是百分百的安全。你已经离开了人类赖以生存各种基本条件，靠人工建立起来的维生系统，那需要几十万个零件的完美配合……，如果不能做到百分百的安全，那么太空旅行就是灾难。美国人废除了航天飞机计划就是基于这一点上的苦恼，几万人的共同奋斗的结果也不及一块飞船上面偶然掉落的泡沫的冲击，你越接近那个神秘的“天机”你越是把自己置身于危墙之下，这堵危墙什么时候倒下来砸着你，谁也不能左右，只有老天爷说了算的。事情就是这样，越是追求完美的航天飞机在安全性能和实用性能上还是不如相对简单可控一些的火箭飞船。大道至简的道理，以及中庸的道理放之四海皆准。
本来这世上就没有百分百的事情，航天飞机的极度复杂已经超过了一个度，超过那个度，就基本不在人类所能控制的范围之内了。美国挑战者号事件说明，尽管你一再小心的控制，一粒小小的泡沫碎片就能造成整个计划的失败，七个身价比等身黄金还要昂贵的航天员，在一块小小泡沫塑料的面前，变成了一堆骨灰。这是为什么？这就是“现代科学变成科学邪教”之后，一切要追求极致的结果，所有不能守中而追求极端的东西，注定要被人类历史所抛弃的主要原因。
地球是唯一能给人类提供生存的基本条件的星球，这里有恰到好处的一切条件的存在，也即是中医的所谓的“气”的概念。不要小看这个气的概念中医的理论的最隐秘最精华的部分大概就是这个对这个气的独特认识。我们中医的最高境界就是在这个“气运“上面。对这个气运的概念的认同与否更能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的的巨大反差。




一种文明是着眼于一切现实生存环境，把这个环境作为研究对象（中国传统文化），一种文明把理想状态作为研究对象（西方科学文化）。那个更高明是不言而喻的。

中医的第三次大扩容
西医的强势入侵，以压促变，这更加加速了中医第三次大扩容的形成，而这一次大扩容更加变态，打个比方，就如同一种外来物种入侵造成鸠占雀穴的后果一样。当然这种态势的形成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人们更加注重事物的外在表现，而忽视事物的本质了。遵循“治未病”、“治病必求与本”的这一类中医，疗效成为了最尴尬的地方，西医不管你怎么样定义他们，人家就是能解决所有的病人的诉求。比如这一刻的疼痛，你中医没有百分百把握能止痛吧？西医就有百分的把握做到，这个你不服也得服。这是西医的优势。老牛个人始终觉得，西医最拿手的东西是创伤急救和产科，这一点西医有绝对的优势，人们都该清醒的认识到这一点，不要固执于门派之争而失去对真理的追求。老牛始终认为，中西医最良好的合作方式的是，中医住内科，西医主外科，而中医作为主导，这样才利于真正的维护病人的权益，而不是反而变成去维护其他反面的利益，比如，医院、药厂、媒体、甚至是主管部们的权利诉求。
中医在西医注重当下疗效的影响之下，为了生存，也开始注重当下的疗效。要针对病人的诉求，先把病人的主要矛盾解决，这本无可厚非。但是过分的追求当下疗效，如果作为一个中医，从入门开始就习就了这样一种指导思想。那么就会把中医最基本的“治未病”、“治病必求与本”的根完全丢弃。老牛认为，仅仅针对有些三阳病可以做到，标本兼顾，但是如果是针对三阴病的治疗，这种观念是会毁掉病人本已不足的正气，造成更伤正气的严重后果。老牛打个常见的比方，虚胖之人的减肥，如果这种虚人肥胖，过多的、长期的运用一些缓泻之类的中药。这种缓泻剂是会伤害人体的肝脾升达之气，也会因大量的苦寒之剂克伐脾肾阳气，造成病人肝脾气机下陷。给病人造成严重的伤害的。造成病人中下焦水寒土湿，各种病变百出，现实中很多女性出现月经不调、卵巢囊肿、子宫肌瘤、带下异常、器官下垂。肛周脓肿妇科炎症久久不愈，男性就会造成阳痿早泄、小便不利、脱肛痔疮等等不尽的疾患。

现代西医对中医的影响
现代西医外科毕竟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做出了伟大的成就，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也确立了西医的重要的地位。但是西医内科恰恰是在工业文明发达了之后才得以发展起来的。有各种工业门类为西医内科服务，也有各种近现代科技为之服务。西医发展到今天更加的依赖仪器诊断疾病，这样做能让病人把自己的病情看的清清楚楚。这就是西医最打动中国老百姓的地方。这一点貌似完美无缺，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但是看得见的就一定是真的吗？假如人体的器官能用看得见来时时观察其运转状态的话，假如这种状态是真理的话，那么人类进化为何要把器官长在身体里面？不管你是信奉达尔文的进化论，还是信奉上帝造人论，干嘛不把器官长在身体外面，随时可以看看状态的怎么样？人体为何又要用肋骨搞一个篱笆墙来维护重要的心肺器官？对于一个人的身体健康来说，到底是人体自己的选择重要？还是你想看得见摸得着的需求更重要一些？


显然西医认为一切都要打开看看怎么回事？这真的很像一个孩子，家里有10岁上下顽童的家长最有体会，这孩子什么都要拆来看看究竟。西医医生凭一把手术刀打开了中国大门，将西方近代医学引入了中国。西医讲求微观，要求眼见为实，力求实事求是，不尚空谈，注重实效。建立在解剖学和微生物学基础上的西医学理论严谨，疗效可靠，其注重定量定性分析和疗效观察的实验科学方法也让国人耳目一新。由于近代西医建立在科技发展基础之上，所以其发展与科技发展同步，而与其传统文化基本无关联。西医认为中医是单纯靠臆想建立的理论体系，临床疗效缺乏实验依据，缺乏大样本的观察，没有推广价值。在当时的情况下，挂靠在科学大旗下的西医既有列强的保护，又有一部分中国人的盲目吹捧，在与中医对峙的过程中，其优势是不言而喻的。中医面对西医这种绝对的优势开始主动向西医靠拢了。比如，发炎也成为了中医的口头禅，细菌病毒感染成了指导用药的指标，感冒发烧代替了传统的太阳病辩证名词，治疗癌症更是被拿来炫耀医术，等等类似的辩证理论是不是有些四不像我们不去评说。在明清时期是最有名的一个故事，康熙爷得了疟疾，一众御医们手足无措，但是西方人献上的金鸡纳霜一下子就救了康熙爷的命，从此中医的自信完全被打破了，西医如此的神奇更加促进了被引进中国的步伐。

社会精英阶层的影响力
从清末民初一直到新中国建立初期，当时的中国，社会精英阶层绝大部分有过留学经历，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由于他们大多早期受过严格的封建文化教育，所以对中西文化的差异更为敏感和愤慨。客观地讲，他们欢迎西医进入中国，目的无非是为了中国的富强，并非让国人顺天安命地作亡国奴，但由于他们对传统文化和中医的全盘否定及激烈批判，更加深了人们对传统文化和中医的怀疑与误解，从这一角度看，他们的社会表率作用大大加深了中医的灾难。如李鸿章在为《万国药方》作序时，把中医的辩证论治视为“以意进逻，病机凭虚构象，非实例而得其真也，”认为中医治病全凭“臆意”，凭空想象，任意捏造。这样说本身没有完全错，中医本来就是在朝着这个方向堕落的，这也是老牛的观念。鲁迅也对中医用药“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一对，旁注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平地木十株”、“败鼓皮丸”等进行过辛辣的讽刺，并且直言“轩辕时候是巫医不分的，这其实没错，从李时珍《本草纲目》时代开始，老牛在上文问多次提到，中医这门学问就是在这群不屑后人过分意淫之中完全堕落了。
鲁迅被后人誉为文化战士，做文化战士就是在要在文化界大动干戈，动干戈是一个道家人物极力反对的。在投出文化长矛刺中别人的时候也会刺中了自己，老子曰；“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毕竟鲁迅生存的时代是中华民族的最低潮期，这一点是可以解释鲁迅先生的那种极度自卑的心理的，越是外表锋芒毕露，言辞态度强硬的人，越能体现其内心的脆弱和自卑。鲁迅在对中医大加批判的同时，也显露出自己国学根基的浅薄，起码他只是看到中医肤浅的一面，没有深究和理解中医的至高境界，纯中医的伤寒大义的重要意义。因为中医走到明清时期，在这群中医手里早就不是真正的中医了。其实鲁迅没有看透这一点，他和梁启超骂的其实是这群不争气的中医后学不屑而已啊。老牛本不喜欢评说他人的得失，就事论事，鲁迅既然谈到中医，老牛那就要直言自己的观念。明清后期中医让人汗颜。这些中医本身都还不是一个合格的继承者，却都在忙着干开宗立派的勾当了，哪里有精力再去研究高深的医理追求纯正的中医。鲁迅他们接触到的，他们看到的仅仅是中医这棵大树细枝末节部分，中医的主干是什么？还是老牛多次强调的，要参“伤寒大义”。这才是中医的主干。

 御医的大尴尬
在老百姓心目中，御医基本代表着中医学的最高境界，因为是专门给皇家贵胄看病的嘛，所以医术一定是最高的（类似现在人们迷信北京的大医院）。其实不管是是古代宫廷御医还是现在北京的大医院，其实他们无非是掌握了比别的地区的医生更多器层面的资源罢了，道层面的东西反而会因为器层面的巨大丰富而没落干瘪。因为名声在外，人们趋之若鹜，财源滚滚来，忙着数钱还嫌手酸，哪里有时间精力再去深研医道，此消彼长愈甚，这就符合的道家辩证法。
更不消说御医和大医院背后的医药器材大资本的力量，更吓人。这一点老牛不想多说，因为谈来这个话题脊梁杆子发凉。要知道资本是把老百姓当成牲畜在洗脑（用的就是老牛鄙视科学邪教）喂养的，，别迷信什么白衣天使，最凶残的其实就是这些天使，当把老百姓喂养的差不多了就抽筋扒皮喝血，把目标榨干吃净才（参考癌症患者的悲惨求医路程）符合资本对利润追求的执着渴望。中国人头上新的三座大山，医疗，教育，住房（未来必然被养老所代替），其实医疗这个大坑太深太黑暗，但是老牛认为现在还不到解开盖子的时机。
说远了我们把话题拉回来继续御医。
如今社会上大量充斥着的各种“宫廷秘方”，其实要说是厨师的宫廷秘方那是真正的秘方，值得期待。但是如果是中医秘方，那就完全不同了。
大家都知道御医是给皇亲国戚、王宫贵胄们看病的，设身处地的为这些医官想一想，御医首先是“官”。他们首先要会做官，这是不容置疑的第一位，（混过官场的都知道）医术不见得是第一位的要求。官场如战场，文人相轻的传统更加重了这种竞争的态势，这必然造成御医们对医术的追求要退而求其次了。




皇家大人们那是真的大人，是可以决定一个人生死的“大人”。给他们看病的危险甚至于大过通常意义上说的“伴君如伴虎”。特别是在大内禁宫里面穿梭行医，那简直是在刀尖上舞蹈。这一群养尊处优的皇家子嗣，嫔妃贵人们，都是千金万金之躯。给他们看病只许成不许败的，不然就要问吃饭的家伙还要不要了。在这种情形下，做中医的心理都有数，有些病是谈不上治疗的，中医有句俗话；“天下无不治之病，只有不治之人”。很多萧墙祸起是这些贵胄们的心理通病。
在不尽的宫廷斗争中，得失之间受伤害的一定先是自己，在这种心理压力之下，人得病的几率本来就高，再加上被那完全腐败的生活环境的摧残，这些人的身体都相当脆弱。就算是病人脆弱到无可救药了，但是作为御医你也不能实话实说，说这个病或者说你这个人是没救了，那无异于找死。如此御医们就一定会变的很狡猾，该治还是要治的，方子还是要开的，药还是要煮来喝的。那么用什么药就很有技巧了，那些滋补的名贵的药材就被使用炒作起来了，要知道富贵之人看病是先把一句话丢给大夫的，那一定就是：“一定要用最好的药”，既然有需求就有钻营，那么人参、鹿茸、熊胆、麝香、虎骨等等这一类越是难得的奇货，越是能满足那些大人们的需要。越是给他们开这样的名贵药材，他们越会赞扬你的医术高超。越是大人们需要，御医们也就乐此不疲的愿意抬高夸张这一类药材的重要性。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能够给大人们的心理上带来安慰，毕竟是用的昂贵的药材。二，就是还能给自己寻一条退路，你看这么好的药都用上了，还没有治好，起码我们这些奴才们是用心了。
聪明人其实一眼就能看透这里面的玄机，面对大富大贵之人的穷奢极欲，再看看我们提倡的伤寒经方，都是一些平凡不奇的姜啊葱啊枣啊这一类的寻常药物，怎么能满足这种变相的需求。在这里大家就会得到一个最基本的认识，到底什么样的中医是真正适合我们老百姓的，什么样的中医是适合那些社会精英的。我们再返回头来看仲景先师的伤寒大义，是不是更加感受到伤寒经方的用药追求的简、便、廉、的特点，是那么的伟大而亲民，是最接地气的学问。老百姓需要的是真正的能治病的“大众药材”。
再说这群御医，如此用药尚且不说，更谈不上用伤寒麻黄、桂枝、附子、细辛这样的方药了，在伤寒论中麻桂剂几乎占了一大部分。为何要占这么大的份量？因为百病起于太阳，或者寻循经感传，或直中三阴，太阳病的误治、坏病，是几乎所有疾病的根源。但是很多无知的庸医们却认为，太阳病是小病，只有癌肿才是大病，才值得重视。连“治未病”这种理念都当成了口头禅、口号喊喊罢了。要叫老牛说这样的中医根本就没有资格做一个中医。老牛一贯认为，这些方药的使用是起重疾陈珂的唯一选择啊，但是御医们为自己所学所困也好，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用药反应（药物玄冥反应）也好，反正是极少会使用它们，这样就不可能保证疗效，对于一些慢性病更别说治愈了。大人们那些富贵病却基本都是慢性病。就这样日积月累的吃一些滋补清凉的方剂，说实话还不如不吃，但是御医们的尴尬上文讲的很清楚，又不能不开方子，拒绝治疗，还不能说自己治不了，那还当什么医官啊？那就只能“仅凭一张利嘴”，满足大人们的心理需求就好了，所以御医们也就基本失去了对伤寒经方的实践机会。造成了御医们整体水平的不堪。现在大医院的医生们严格意义上说也是“御医”，因为他们口口声声说的是病人就是上帝嘛，傻子才愿意把自己当成上帝给人来医治，这也是老子辩证法才能解释的。
但是有一点读者也许会问，早期的御医们怎么看病的？这个问题好啊。为何在唐宋之前，不存在类似严重的扭曲现象。主要是因为时代不同，上文提到过的中医鼻祖，商汤宰相伊尹就是个医食同源的专家，也是一个上医治国的典范人物，他首先是一个道家人物的祖先，是道家人物就不会把事情做到极端，面对权钱的取舍态度，一个人只要是属于道家人物就不会把事情做绝了，就能保证早期御医的独立性，就能保证中医这门学问的纯粹性。
先师仲景作伤寒也参考过假托伊尹的《汤液经》。大家也都读过《三国演义》，很多人光知道华佗刮骨疗毒，因为人们喜欢欣赏这种直观而刺激的戏剧场面。其实这种中医外科手术也许在那个时代极为普遍，处理内部伤口我想中医西医是有共同价值的，老牛所不认同的是刮骨的描写而已，因为这太直观了，戏剧性太强了。在东汉末年，因为连年的战争伤亡，一场大战下来伤兵累累，没有专门的中医外科那是不可想象的，中医外科甚至曾经相当发达过的。但是在《三国演义》中还有一个御医大家也许不太清楚，那就是为了兴汉灭贼，而打算用鸩药毒死曹操的御医吉平，虽说是小说情节需要，但是老牛愿意相信有这么个事发生过。那时候的医生大夫首先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士人大夫，有文人士人的情怀。在那个重义的时代，“士为知己者死”是一种普遍想象。类似吉平这样的御医首先是个医者，再次才是一个医官，这正好和明清时期的御医形为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吧。儒家历史上舍生取义的人物向来从出不穷。可是有谁听说那个近代御医舍生取义了？


上古商汤伊尹，不为良医便为良相的传统价值观，以及中古御医吉平舍生取义的伟大的士人精神。其实在今天看来，这也是对中医这个行业的基本要求，什么才是职业操守？起码要有道家的根茎，儒家的枝叶，能站在广大普通病患，芸芸众生的角度上来做学问求索。这才符合一个纯中医的标准。上古儒道本就是一家，中医的中字不就是道家和儒家的合一体吗？

 当代中国人的悲哀
可是我们当代中国人都已经基本不具备这种素质了，这才是我们当代人的悲哀。看看过度的追求科技，过度追求商业化在我们中国这片土地上的表现吧，不断出现的食品添加剂危机。三聚氰胺、瘦肉精、吊白块、柠檬黄、苏丹红、福尔马林、以及防腐剂、抗氧化剂、色素、味素、增味剂、塑化剂等等。这些都是无良商人丧失信誉的结果，背后最大的根源其实还是资本的力量在其作用，一切都是为了利润，有了利润还要什么其他的，都不要了，只要利润。
这也是直接造成现代人们怪病林立，疑难丛出的祸根。这是对西方科学技术的过度崇拜，对西方价值观的盲目崇拜。以至于完全丢弃了中华传统文化之根的恶果。中国人在这种极端扭曲的心态下，一切唯金钱是用的价值取向下，这才导致人们做出了这种种妄为的恶行，完全违背传统文化对人类社会行为的基本要求。
什么是妄为？不遵循自然客观规律这个真正的真理，不循天道的行为就是妄为。做任何事情知易行难，可是我们还在不能完全“知”的情况下就去“为”了。那就是老子说的：“不知常，妄作，凶”。看看我们的先人是如何的大智慧啊！真是不得不让人佩服。
谈到妄为，那就让我们来看看现今的世界都在干什么？从欧洲工业革命开始，现代科技开始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的大发展。蒸汽机的发现使用，电的发现使用，核裂变的发现使用，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发现使用，未来的太空技术的规划。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老牛一直没有用发明这个词而是用的“发现”。人类太自以为是了，从宇宙诞生之初就存在的规律，人类竟然会大言不惭的说是某某某发明了万有引力定律，某某某发明了相对论，这是多么无知而可笑的自我膨胀啊，这种人定胜天的可怕思想在整个十八十九世纪甚至是现在我们所处的二十一世纪这短短的几百年时间，得到了疯狂的发展，这种疯狂是在“妄作”的思想指导下的，这是能把整个人类带入灭亡的邪恶宗教。
现代科技的发展目标，以西方逻辑思维为指导的，大量的科学探索第一目标是用于强军争霸，争霸之后是去掠夺他人的资源，但是其最终目标却是想要无限接近于“天机”，成为可以任意摆弄人类命运的上帝。中国人都知道这一句古谚“天机不可泄露”，这是对各种无知妄为行为的一种严厉警告。当天机被破的那一天其结果只能是人类巨大灾难的开始，这种无知妄为的行为，就像一个懵懂的顽童在摆弄TNT炸药一样可怕而无知，一旦出现意外就是不可挽回的自我毁灭，可是谁又能保证永远不出意外哪？这种比喻正是对现代人类科学科技发展方向的大胆预言。
刚刚说到的食品添加剂基本上都是化工产品，现代化大农业也是建立在农药的广泛使用的条件下的。而西药也几乎都是化工产品。化工产品是怎么来的，是靠人为创造出来的极端化的实验室条件，靠各种催化剂裂化剂高温高压等等人造条件产生出来的，这种条件下生产出来的东西会怎么样影响我们的身体，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以至于商家对利润的巨大崇拜，催生了我们如今对产品的过度包装问题，特别是对入口的食品类商品的过度包装，以及大量的添加剂的使用，想来都让人不寒而栗。商人们为了满足人们的口味的需要，满足食品运输销售的安全，为了防止食品腐败变质，大量的使用人造味素和防腐剂。特别是一些小包装食品，几乎全是各种各样防腐剂，我们的孩子现在最喜欢的恰恰又都是这些小包装食品，这简直是打算从根子上消灭我们人类啊。
老牛这样说并非药否定人类基础工业和基础商业化的进步行为，那些推进人类发展的基础工业是需要的，是人类社会的真正进步。而老牛反对的是过度，追求和疯狂崇拜。
对于化工产品老牛始终认为，不能过度追求对这一类产品的需求，超过那个合适的度，再好的东西也会变成毒害人的“毒品”，只要不是地球上自然条件下产生的物质都属于刻意为之，这些刻意而为的物质很显然不是给作为自然之子的人类使用的，这些刻意为之的行为都是有悖于传统道家思想的。
特别是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体，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的时候。我们人类其实从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上根本不需要这些物质的。这些物质的使用只有一个指导思想，那就是西方人推崇的“人定胜天“的思想。试图依靠人类科技来影响和改造自然，以至于在医学上面，试图依靠科技的力量来改变人类的基因。梦想总有一天，科学技术发达了，科学家们一定会着彻底让人类摆脱疾病的困扰。
老牛相信，今天我们大多数人们都发自内心的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对吧？请问看官，这其中包括你吗？如果你也这样想，那么你就是一个可怜的科学邪教徒了，早晚人家会像驱赶羊群一样任意摆布你的。这是多么疯狂而可笑的迷信行为啊，这种梦想，以及对其虔诚的信仰，这和各种极端宗教宣传的死后入天堂的追求有何本质的区别吗？
疾病真的就是人类的敌人吗?这才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大问题，
我们不能无视这种扭曲而失常的行径对人类未来所能造成的严重后果。一切过度的、非天然的、非地球自产的物质我们都不需要。而能够避免这一系列偏离正常轨道的妄作行为，其实只有一件法宝，那就发扬传统的中华文明，只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可以拯救世界拯救人类，这是老牛本人深信不疑的。特别是在医学领域，只有纯中医经方中医，时时在天人相应范畴内做追求的学问才是人类真正需要的医学。
上述赘文，是老牛对传统中医发展的整个脉络做了一个简单的梳理，和大家一起探讨中医为何就失传了。之所以跑题那么多，是因为要想在头脑里先刮点风暴，让这个风暴先把一些阻碍人们见到真理的雾霾刮干净。因为谈中医就不得不谈和它产生理念冲突的西医，就不得不谈中西方文明的差异性。能站在一个中医实践者的基础上，对老百姓面对医疗选择的时候做一个引导，用最简单的实践经验和最朴实的话语，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态度来和大家聊聊中医，下面老牛结合老牛发明的“伤寒大义”的主导思想，看能不能帮助大家在生病求医之前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以及能引导一些初学中医的爱好者，能够更好的理解中医，少走一些弯路。

流行病和感冒发烧的误解
记得2003的萨斯大流行，以及前几年屡屡出现的禽流感、猪流感，这些流行病肆虐的时候人们都是茫然而恐慌的。当时老牛却多次和朋友们一起探讨这样的话题，老牛总是说这些西医所认为的流行病在一定的节气交替之后就会逐渐消失，到消失的时候人们会奇怪的感觉到，到底这些病毒都到哪里去了？这种预言虽然说不是百分百准确，但是总是八九不离十。难道真的是人类战胜了瘟疫了？其实在节气未交替之前，不管你用什么方法防治，基本上都是枉然。每一轮瘟疫都不相同，每年都有不同的流行病，这就是中医所谓的天行时疫，这个时疫的关键在一个“时“上。
既然是天行时疫，是“天”在行时疫，那么人类怎么可能左右的了哪。老牛这样说，也许会有朋友会疑惑，老牛你这样说，是不是说人类在面对这些瘟疫流行的时候，只能逆来顺受，被动接受？其实中医这门学问，特别是老牛推崇的纯中医的伤寒大义不是这样认为的，老牛认为伤寒大义的根在于告诉人们，在伤寒体系的“病”的概念上面人类真的没有办法左右的（下文老牛会专门谈谈这个病的概念），你能左右的，只是怎么样控制这个病产生的症状。所以说面对流行病，不管你愿不愿意，你也只能被动接受。在被动接受的同时，努力和疾病产生的症状作斗争，保护人们的生命不被侵夺，以等待时疫的那个时节到来，那个时节到来了，流行病就会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不信你看那些忙忙碌碌的医务人员，不管他们是中医或者是西医，他们只是在那里针对每个病人的症状在做工作而已。一会这个病人发高热了需要处理，一会那个病人呼吸困难了需要处理……，这才是这些医务工作者正在干的事情，而不是人们普遍认为的在对抗那个“病”。老牛这样说并非是否定医务工作者的工作，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战斗在抗击流行病第一线，他们都是英雄，都是人类健康的守护天使。老牛只是强调这一点，人类要有敬天畏地的正确心态面对这些流行时疫，不要老是把自己摆在上帝的角度上来试图消灭这些疾病，这些疾病是消灭不了的。认识到这一点人们才不会迷惑，才能在最合适的时候做出最合适的行动来，少作无用功，少浪费宝贵的人类资源，这才是伟大的传统中医思想对于人类的大贡献，这才是老牛最基本的出发点。在这一点上老牛感觉自己有义务，到处奔走疾呼，推销自己的伤寒大义。
指导人们掌握流行病发展的规律，来做到预防控制流行病，那就需要学习中医的运气学说，这种《内经》体系的运气学说，显说还是不能被大多数现代人接受的。但是不接受没关系，我们就用存疑的心态来对待岂不是更好。老牛认为对现实存在的，又实在搞不懂的东西，这些东西反正都是老天爷的造化神奇，老天爷又头痛人类的这个小脑袋瓜子老是搞不清楚怎么回事，那好，既然搞不懂就先放下，用客观的中庸心态存疑更好，这样可能就维护了老天爷的面子，惹得他老人家高兴一把。何乐而不为哪？

中国古人不过礼拜过节气
我们今人数着礼拜几过日子，但是就在一百多年之前，我们中国人从夏朝开始，几千年来却是数着节气过日子的。五日为一候，三侯为一节，六节为一气，四气为一岁，十年一小运，二十年一大运，三十年为一极，六十年一甲子一轮回……。这才是中国人的“日子”。该在什么节气干什么活计，这个节气的“气”和中医理论的肺主一身之气的“气”，以及什么阳气、阴气、中气、宗气、各脏腑阴阳之气的“气”，其实真的说的是一个意思。肺就是直接用来感受和交通人与自然的器官，甚至是可以这样说，人体的肺功能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既然是节气，就说明气是有节的，该在什么时运做什么事情都是有数的，不能你想干嘛就干嘛，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指导日常生产生活的“科学”。说到这里有人会说，当今科技多么发达啊，完全可以做到，爱什么时候干嘛就干嘛啊。没错，可是想过没有，那是在人造环境里面才能实现的。其实整个西方科技都是建立在实验室基础上，本身就是人造的理想状态下的环境嘛。现实中也许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理想状态”，这种思维方式很可笑也很可悲。不知道西方文明所倡导的自由，能不能在一个密闭的人造环境里面真正的实现？宇航员们，白血病患者们，甚至是大棚蔬菜们都有个罩子在时时刻刻的罩着，这样的自由，不敢面对大自然的雨雪风霜的洗礼，不敢在希望的田野上自由的奔跑，这种自由到底算不算是真正的自由。
上文说的那些萨斯啊H1N1啊等等，这些流行病毒和自然界的各种灾害其实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就像蝗灾，人们到如今也是很迷惘，这铺天盖地的蝗虫，到底怎么来的，又到底怎么消失的？风灾水灾地震到底又是怎么来的怎么去的？你去问最厉害的科学家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了。人类相对于宇宙自然界，那简直就渺小的如同一粒沙子，自然界运行的规律可以让你掌握，但是不要试图完全去破解，因为你越是接近破结那个“天机”，你越危险。原子武器的发现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就算人类再怎么谨慎，这把人类头顶上的利刃已经摆在那里了。所以说人类对于“天”是要有大敬畏心的。有这种敬畏心，人们就会以坦然的心态去面对接受它们。有了流行时疫我们就去积极的救治，缓解病人的症状，你不可能要求老天爷现在就收回时疫，因为老天爷该收回的时候一分钟也不会耽搁。人有时疫自然界有天灾，天灾就是大自然的疫病状态。有了上述的敬天畏地的虔诚，面对各种自然灾害就去积极应对，而不是在那里怨天尤人，甚至是做一些奇奇怪怪的假想，又是什么拉尼娜现象又是什么厄尔尼诺现象，这些名称概念真的没有一点实用价值，既不能指导人们预防应对自然灾害，也不能阐述灾害的真正成因和规律，只能误导人们做一些无用功。而学通了中医的运气学，就能指导人们做出正确的选择，并且帮助人们去寻找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生存，运气学说其实也是风水这门学问的理论原始点。当然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能掌握这种运气学说的人，毕竟是少数，不可能人人都成为诸葛亮，掌握这门技术的人也必然是少数，不是少数的话怎么能解释“真理始终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铁律哪？

从道德经中寻找什么是“病”
《道德经》第七十一章；“知不知，上矣；不知知，病也。圣人不病，以其病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从字面意思来看，真正高明之人，什么其实都知道，一切都非常了解。但是，有大智慧却装真糊涂，虽然一切明了，外表显露出来的却是无知，这是第一等上人。可是其他的人，自己根本不知，却处处表现出来什么都懂，这就是“不知知”，这是才人生的大病。老子这两句话，指出人类千万年来的通病。老子这句话是极有深意的，世界上“不知知”的人太多了，占绝大多数，都是强不知以为知。明明不知道不明白吧，就是愿意不懂装懂，表现出一副非常了解的样子，这是人们“病”之所在。所以，学问真正到家，极端透彻的，他表现出的反而是无知。这种无知上升到中医层面那里就是，最上等的医生根本就不需要治疗用方用药，首先做到影响指导病人认可和遵从内经的价值观，比如《素问》第一篇上古天真论：“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的状态。这种状态才是最高级的上上医的追求，虽说这是极少数人能做到的，但是这也是最高明的中医的终极目标。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这两个“病”字，第一个是动词，第二个就是名词。老子说圣人懂了这个道理以后，讨厌得这个病，避免在病，所以他不主动去求多知，“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这才是追求不病的路径，因而主动避免得病。“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圣人因为懂了这个道理，他就不犯这个错误，所以永远不得病。换句话说，一切凡夫俗子，都在病中。这个毛病在哪里呢？就在知道得太多。而这个知道的太多，明显是被各种错误的概念给误导了的结果。而这种病态才是当今中国人面临的最大的健康威胁。现在的中国人，基本都是科学信徒了，都天天关注着各种媒体上琳琅满目的西医专家讲座，天天要面对一大堆居心叵测的知识洗脑，这才是最大的危机。在这个纷乱错杂的世界上，只有少数最聪明智慧悟道的人才能体会到老子的这句话；“夫唯病病，是以不病”的意义。
除非你是一个能“生而知之”的的大圣人，不然你就会得病，得上述的那种病，这种病态造成人们对西医西药的盲目信任。这种无知者无畏的信任，才是造成今天药源性疾病层出不穷的主要原因。人类有了思考能力之后，得到了智慧，认识了世界，接受了知识，但是学了太多的知识（这些知识不敢说都是真理）所以就病了，而且这种“知识”越丰富，折寿越多，就越活不到天年了。越是人为的去追求有为，越是得到相反的结果。这也是老牛做这篇文章想要阐述的一个重点思想，人类当今面对那么“人造”的致病因素，而且大多数的癌症基本都是医源性药源性引起的，这才是百病之源，人类真正应该反省的大题目。最近网络上已经有一种观念，带病延年的观念，就是说与其想要把身体的疾病除恶务尽，不如与疾病和谐共处带病延年更好。这个观念老牛非常认可，面对生死各半的三阴病，面对慢性消耗性的疾病，无为而无不为才能真的有为，道家思想在任何时候都具有高瞻远瞩的指导力量。

伤寒六经统病的病
从老子对“病“这个字的认识上来看，严格意义上说，病是不可能治好的，因为你不可能是圣人吧，只有圣人才能不病，不病只是一个允许你无限看齐接近的目标而已。我们都是凡人百姓，那就把眼光放到现实中来，看看伤寒论以六经统病百病的奥妙。
伤寒六经分野，其实就是把人类的所有的疾病状态大而化之了，用人类自身生而具有的六经分野来格物致知。这个生而具有的六经分野具体是怎么回事？这个概念历来是所有的中医大家们都希望去讲解清楚，可是谁也没有讲得清楚。正所谓道德经开篇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就是告诉你这种形而上学的概念，怎么样命名的学问，需要你通过实践活动去悟，能悟透了，说明你开始接近圣人的要求了，那么把所有的人间事情都悟透了，你就是圣人了。
既然都讲不清楚，我们也都不是圣人怎么办？怎么学习伤寒论的六经统病的概念？伤寒论伟大的地方就在这里。你悟不到的东西不要怕啊，但是你只要去实践了就能时时刻刻的能看到啊，老牛上文说的很清楚，不要去深究天机，没有必要也不需要你去完全搞清楚天机到底是怎么微观排列的，因为那样很危险。伤寒论中说的很清楚，例如；《伤寒杂病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你只要听话，认真的去辩证，符合这一系列症状的就是太阳病。这就是最伟大的科学，因为现实中你就能看到摸到，甚至能亲身体验到。这就是纲领，有了这一系列的症状组合的出现就是太阳病。有的人非要纠结在什么是太阳病这样的概念上，这就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其实如果有更好的名称来代替“太阳病”的话，老牛本人不反对，但是古人之所以用“太阳病”这几个字来描述，一定是有道理的，这就像前文老牛和大家聊的阴阳的概念一样，它们是古代圣人们千挑万选，谨慎推敲之后的最佳选择罢了。真理藏在每个人的心中，真理也许不需要你讲出来。之所说不需要讲出来，但那是需要你去做，去实践出真知。

学习六经统病要“听话”
我们清楚了怎么样去通过实践，体悟六经病的概念，那就好办了，张仲景之所以能被称为亚圣，而且是中医界近二千年来唯一的公认的圣人。那么好，我们这些后辈晚辈该如何学习伤寒论？老牛的拙见就两个字“听话”，你连听话都做不到，事事处处在怀疑，心里疑虑这简单的伤寒经方能治疗今天的病吗？请问你有必要学伤寒论吗？设身处地的替张仲景想想，哪个老师愿意教这样的学生，收这样的门徒。不要怪伤寒论晦涩难懂，那是因为你连基本的诚意都没有啊。
那么好，假如你真的做到了很虔诚啦，很听话啦，那就好办了，你实践运用起伤寒论来就有如神助一般了。条文上面清清楚楚的写着“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为伤寒”。看着这个简单明了的流水账一般明白的条文（不要再说伤寒论看不懂了好不好，请问哪一个字你看不懂？）。再回过头来看看西医们最恐惧的流感，你会怎么想？“太阳病，头痛、发热、身疼、腰痛、骨节疼痛、恶风、无汗而喘者，麻黄汤主之”。如果你真的不做任何怀疑的“听话”的话，你看到的这样的病人你就会毫不怀疑的使用麻黄汤，（当然麻黄汤类方有十几个，都有对应的条文，这需要医生谨慎辩证施治），就会抛弃那些满脑子的烂知识，什么“麻桂入口阳盛则毙”，这一类的中医训教之言，在初学者连阴阳都搞不清楚的前提下，这就是吓唬人专用的，一点价值都没有，根本经不起实践的推敲。
老牛只是在这里抛砖引玉，授人以渔而已。学不好伤寒论不要找乱七八糟的原因，一切原因都不存在的。说什么古人不得今人的病，什么古人地球环境与现在不同，什么古代的药物比现在的药物有效等等。这些都是借口托词。这些因素不是没有一点点影响，但是根本就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不要抓住芝麻丢了西瓜，放弃了最根本的，对真理的追求。
说到这里有人还会有很多疑问，按照你老牛的说法，大胆的用麻黄，那要是治不好怎么办，会死人的吧？老牛只能告诉这些人，你们真的不适合学中医，还是去学西医吧，西医有一整套完美免责的系统，可以帮你消除这些疑虑。因为假如你严格的按照仲景先师的要求去做了，又死了人了，那么几千年来，类似事件应该会层出不穷了吧，张仲景早就被丢弃到历史的垃圾桶里面了，不会让我们今天还能看到这本伪劣的医书。你连对中医最起码的自信都没有，还学什么中医啊？老牛始终认为，不会用麻黄，不敢用麻黄的中医根本就算不上一个真中医。因为经方纯中医对麻黄的使用是一个很严肃的课题，绝非那种低俗的卖弄吹嘘。聊到这里，老牛还要和大家着重的谈谈麻黄。

关于麻黄的太多话题
老牛在实践中始终大量的使用麻黄，但是关于麻黄的争论很多，老牛也有自己是用麻黄独特看法。老牛先给大家讲个故事；历代中医名家们，其实是以表证的掌握与否来衡量后学者的临床水平的。一个上海的名医，他想把儿子培养成优秀的中医师，于是待他中学毕业后，送他到自己一位同行好友处学习，一边读经典，一边侍诊抄方。二年后又转到另一个同行好友学习一年，随后送他去日本读医科大学。五年后，儿子毕业回国后，就让他在父亲自己的诊所里抄方，手把手地教他辨证施治，一年后就让他在父亲诊所里另设一室独立处方，每逢疑难处可以随时请教，但规定高热患者与风痨臌瘕等病人一定要请父亲会诊，并由父亲主治，以示对患者的负责。这样过了二年，儿子渐渐成熟起来了。有一天下午，父亲远地出诊了，浦东来了一个高热半月的病人，只好由他儿子来诊治了，他儿子认为是麻黄汤证，就给病人开了四味药，立刻给病人煎好服下，并留下观察。服药后二个小时，病人微微汗出，体温稍退，由寒热并发转变为往来寒热，再诊视舌头，舌淡红苔黄腻，尚有口苦、呕恶、涎臭、胸闷等症状，于是另给柴芩清胆汤二剂。待他父亲回来，儿子讲述了以上的诊治经过，父亲听后半天不说话，好一回儿，突然喜形于色，手掌高高举起，把桌子大拍一下，对儿子说，“你有饭吃了”。意思是说儿子能独立行医了。并通知家人二天后在上海大酒店宴请儿子的二位老师及同行好友，以祝贺儿子“有饭吃了”。当时他儿子有点儿想不通，心里想：“为什么二次拜师没有请客设宴，日本留学毕业回来也没有摆酒庆祝，现在我只开出了一个麻黄汤，父亲反而会高兴得这样？麻黄汤不是十年前刚学医时就了如指掌的吗？”父亲对他的心思一清二楚，就对他说：“儿子，你记住，理论上知道了不等于懂了，懂了不等于会了，只有等到你真正地掌握了方证相对，才算你入了门，入了门才有饭吃。这有个饭吃，是指真正地凭自己的本领立身处世。”
他父亲最后的几句话是压低声音讲的：“麻黄汤象一个中医灵魂，你热爱中医的时候你就会得到它的倩味，等到你对中医失去了感情，对，主要是指对中医临床的热情减退的时候，它就会悄悄地离开了你。孩子，父亲祝愿你一辈子与中医灵魂相伴。”
这个父亲之所以这样重视麻黄汤的使用，那是因为对伤寒太阳表证的重视。张仲景在伤寒论中对太阳表证的辨别最为细密，在外行人来看简直就是絮叨。一遍一遍的摆弄着各种症状的组合，告诉你何种组合是什么汤证。这恰恰说明，就算是在汉朝时代，中医的巅峰时刻，医生们正确地处理好表证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伤寒论中的表证就是太阳病，仲景对它的论述极为仔细，占总篇幅的一小半。为什么呢？陆渊雷的解释是，太阳病最难，所以要化大力气去作用心体悟。我们在仔细阅读伤寒《辨太阳病脉证并治》的时候，越往后度越会发现，张仲景经常提到此为坏病、此为水逆、此为火逆、医以火迫劫之、医反下之，下之为逆、此为未解也、等等类似的话非常多。这恰恰说明，在汉朝也有很多医生爱滥用汗、吐、下法治病，不能用心的做到“观其脉症，随证治之”。往往一个高明一点的医生接手病患，第一个任务就是先纠错上一任医生的误治。太阳病表证的误治就是一个万病之源，老牛甚至认为，伤寒表证的误治乃是所有内科疾患的根本源头。如果谈到这一点就必须结合人的后天之本，卫气胃气同源的话题了，这个留待后面老牛在对慢性病的探讨中会专门提到。
假如我们继续认真读伤寒论其他五经篇章，还是能看到来自太阳病误治导致的传经坏病，其他五经病的辨证论治，也无非一直在和太阳病的传经坏病在做斗争罢了。张仲景在对医生辩证要求中一直强调要“知犯何逆”，这个逆就是指对自太阳经传经而来的辨别。所以说一个合格的经方家纯中医，就算是再怎么重视太阳表征的治疗也不为过份。
假如用一句不该说的话来形容现代的中医们，当代大部分的中医根本就不会治疗太阳病，为何？上文老牛曾经提到过。“麻桂入口阳盛则毙”，这句师训太吓人了，动不动就要毙命了，老牛以及一些志同道合的经方中医，在长期的实践行医过程中，从来没有见识过一例麻黄使用中毒事件。更别说死人了。这样的话会造成后学门心理没有底，既然那么吓人干脆那还是不要用了，就算是要用也用别的的代替吧。如此这般，就把伤寒中加减化裁最多的两大类方子，桂枝麻黄汤类方子基本都弃用了，这一点很多有识之士早就做了批评，老牛就不在重复学舌了。老牛在这里要强调的一点就是关于麻黄的使用。

关于麻黄的一个误区
关于麻黄的使用有一个非常大的误区，那就是用麻黄会出导致病人大汗不止，有这种认识是因为人们喜欢执迷于药证思维，而忽视了更为重要的方证体系。开篇老牛曾经提到过，当今的老百姓对中医的认识有一个误区，人们总是痴迷于药证，认为某某药能治疗某某病，这种错误的认识起源于对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的盲目崇拜。中医的精髓不在某一味药的取舍上，过分的执迷于药证，而忽视了对经方方证体系的探索。
麻黄本身并不是导致病人发汗的主要因素，麻黄性温、色青、味辛、就算是研究中医药证也要从药物的四气五味上来探求。伤寒大小青龙汤的命名本身就能体现出麻黄的这种性质。麻黄色青属东方、秉肝气生发条达之个性，在所有的中药材里面是最能体现这一特点的药材。正所谓“君子无所不用其极”，只有麻黄促肝气之生发，能开腠理破寒闭，除陈寒久痹非麻黄不能应。这才是麻黄最重要的价值。用大白话说，就是当人体的体表伤于寒，被闭塞的时候，而且在久病重（chong）伤于寒，重症闭表的时候，离开麻黄是不足以打开的。所以麻黄的作用重在开表。那么开表有什么价值哪？
上面老牛提到过太阳伤寒表证的重要性，太阳伤寒表证治疗的误治坏病造成的病邪传经是百病之源。人体的阴阳气机的生发出入是依赖脏腑、经络、表里、内外、上下的气机通畅来维持的，就是所谓的元贞通畅。不是简单的“通则不痛”，而是更高一级的“通则不病”的道理。我们都知道中医的祛病原则不是对抗病邪，而是给病邪以出路。医生是靠方药的组合力量，来帮助人体正气的恢复来祛除病邪。这一点也是显然不同于西医的治病理念，西医更重视的是杀伐消除的治病原则，关于这一点老牛在下文也会专门谈到，在这里就不细说了。
人们感邪深入，首先起于人体正气的亏失，也就是说正气亏失在先，病邪入侵在后，不这样看待病邪侵表的本末，就不足以解释为何在同样的环境下，有的人免疫，有的人感邪轻，有的人就感邪深重了。正所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人体的正气是怎么来的，这要依赖于后天中焦脾胃的通泰。
平人气象，阴阳交通，升降出入，饮食入胃，化生气血，胃气下行，脾气升清，脾随肝升，发生卫气，卫气走表，抗邪于外，人遂不病。肝气的生发和脾胃的作用是紧密相连，正气是依赖人体的表里上下阴阳交济的和谐来保证的。卫气失司的前提是人体这种通畅的状态被打破了，也就是说，人体任何一个方面功能的失司都可以影响人体正气的维持，比如上焦不通下焦必然失常，表郁而内必困。




我们都知道中医祛病的三大法宝：汗、吐、下三法，其实我们再结合上文看看，是不是这三件法宝都简单的要命，都是在力求保证三焦人体气机的通畅。吐法显然是针对上焦的通道打开，下法明显是下焦的通道打开，而汗法很多人就不能理解了，大部分人会认为，汗法也是上焦心肺的功能的体现，其实这种理解是有问题的，老牛认为，汗法是中焦脾胃的功能体现。比如，人在热汤水入胃的时候，或者是在四肢肌肉运动之后（脾主肌肉，胃主四肢）是可以导致人体出汗的，这说明胃气和卫气的作用是一致的，而卫气的生发又必须依赖脾气的升清，只不过二者之间的关系是阴阳体用的关系，胃气是本，卫气是用，打开体表玄府是必须依靠那股子饮食精微化生的彪悍之气—卫气来起作用的。而肝随脾升又是整个人体气机生发的源动力，那个能左右这股动力的，最有效的药物就是它；“麻黄”。所有药材中只有麻黄才具有这股子强大的冲击力，打开因寒而闭塞不通的表郁。

麻黄发汗的误解
使用麻黄类方剂发汗，第一点是基于方剂组合的发汗作用。我们拿麻黄汤来做例子，从麻黄、桂枝、杏仁、炙甘草的组合来看，麻黄色青味辛性温，作为君药是用来开腠理玄府，在最表层起作用。桂枝色紫味辛性温，是用来解肌推送，在内外中间起作用，麻桂在这首方剂中的作用力明显是往外的。杏仁色白味苦温，其作用的是相对于麻黄生发肝气的作用，用来潜降肺胃气机，作用是向下的，在麻黄汤中，杏仁的作用是用来维持一种平衡，防止麻桂的生发过度。麻黄杏仁的组合在伤寒经方中是常见的组合，这足以看出来张仲景是很重视人体阴阳态势力量调和的中庸之道，在方剂药物的组合和剂量的运用上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来作用于医生对病人的辩证诊断。麻黄汤中炙甘草的使用也绝非后人说的那种微量的调和诸药的作用。在麻黄汤中炙甘草的用量达到一两，是麻黄的三分之一剂量，对炙甘草的使用又能体现出张仲景对中焦脾胃的重视，什么病症该用炙甘草是能体现一个中医的治病思路的。因为对《内经》师训“治病必求于本”的坚持与否，也许正体现在医生对炙甘草的使用上。关于这一点老牛在下文，慢性疾病的探讨中还会重点谈到。
关于麻黄类方剂发汗的作用第二点，那就是基于病人是否因表被寒闭而表有留邪，对于表有留邪的病人使用麻黄是一定能发汗的，那是因为出汗说明病邪有了出路可以随汗达表了。如果不是表有留邪而是内有久病，麻黄的的使用不一定是用来发汗。在大量的麻黄使用实践中，麻黄平喘利尿的作用在三阴病的治疗中更加显著。这是针对内有久寒饮冷的提壶揭盖之法。但是就算是内有久寒，大夫要想愈病，这股病邪之气早晚要被驱逐出去，驱逐出去的路径在上焦的一定还是要靠汗法取得，在下的要靠淡渗利尿之法取得，只不过大夫要审视病人身体正气态势，选择治病步骤而已。比如伤寒厥阴病，阳气来复，驱邪达表，战汗而解就是指的这一点，出汗是邪气透表的必然途径，只不过伤寒汗法也是很有学问，比如麻黄汗法也许要求遍身泽泽汗出透彻，而桂枝汗法却要求遍身泽泽微似有汗者益佳，如何判断就要靠医生对病人阴阳态势的准确判断了。